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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思辨，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医学无法离开思辨。追求实证，我们可能做到十人一方接纳思辨，我们只能是十人十方。
●辨病机也属于辨方证的路径之一。如果把辨方证只局限于对症状、体征的辨别，这直接会影响到临证者的疗效，也会让中医临证越走越窄。
近读8月16日贵报所载熊兴江先生《中医应能十人一方》一文，有部分观点不能苟同。
十人一方是理想化状态
我们希望做到十人一方，这样便于中医的学习、传承，也有利于批量造就群体中医。但现实是，十人十方，今天是，历史上也是。
《中医应能十人一方》(以下简称《中医》)一文中把十人十方的原因归结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临床处方用药的思维方式，这个观点似乎没有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思维方式的不同，直接会导致处方用药的不同。但把这种思维方式限定于辨证论治根据病机处方用药的思维就不一定合适了。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活着的人，人的复杂性远非我们现有的知识所能明晓。面对一个未能破解的复合体，以纯实证的思维去干预、治疗，我们发现医学和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能的。
思辨，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医学，是无法离开思辨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成就了中医学和西医学，中医学侧重于思辨，西医学侧重于实证，二者有很多互补空间，可以说这是人类之福。如果我们的医学都走到了实证，没有了思辨，人类也就只能拥有一种医学，也就不存在中医学了。
追求实证，我们可能做到十人一方接纳思辨，我们只能是十人十方。
《伤寒论》可以说是方证对应的典型。但序言中也提到：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也许作者(或者写序言的人认为)在书中也只是例举方证对应而已，后学者更需要做的是思。文中所论，也并非全是方与证的一一对应，如有很多条文中提到可与、不可与，有部分条文明显带有写作者临证时的试方试药记录。既然是可，试，就存在不确定性，就可能十人十方，而不是十人一方。如果真能做到方证一一对应，十人一方，伤寒学派中也就不会出现内部的派系林立了。
多年临床体会，笔者特别赞赏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所引罗太无先生之比喻：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匠氏不同，新屋自也有别。